泸深配【专访】波兰前副总理科勒德克：美国遏制中国的行动终将失败

　　10月10日泸深配，波兰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著名经济学家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在来华参加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组织的明德战略对话前夕对界面新闻表示，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政治体制能更快速、高效地回应经济问题。

　　“我将中国体制称为Chinism（中国主义），这是市场无形之手与政府有形之手成功结合的新范式。其他国家也有两只手结合，但远不如中国成功。”科勒德克在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说，中国的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正反馈关系，其政治体制能更快速、高效地回应经济问题，相比之下，特朗普时代的美国经济政策往往缺乏经济智慧。

　　他表示，那些预期中国经济将“硬着陆”的西方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是错误的，只要中国实施恰当的结构改革和制度优化，所谓的“硬着陆”就不会发生。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预计仍略超5%，这一水平远高于发达国家。

　　“考虑到今年全球增长率预计约3%，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在全球的份额仍在提升，随之而来的将是中国在全球政治影响力的增长，这对‘全球南方’国家至关重要——它们正将中国视为技术转移、直接投资、人才交流的伙伴。”科勒德克说。

　　对于当下美国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以及中美贸易争端，科勒德克表示，“特朗普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及其衍生的经济政策将给美国带来负面后果。“特朗普及其追随者不明白的是，采取针对中国的行动——他们不仅宣布了贸易战，还宣布了旨在对抗中国利益的冷战，试图延缓中国的技术进步，遏制中国经济在全球的扩张——终将失败。”

　　“我称之为这是‘具有美国特色的保护主义’，特朗普想要以他国为代价，为美国经济、美国人民、美国政府谋取利益，这是一种‘索取型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发展非常有害。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截然相反，中国支持全球化，同时推动其更加包容。”科勒德克表示，长期来看，更多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会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科勒德克主要研究发展经济学和制度变迁，1994-1997年任波兰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时带领该国度过经济转型期，被誉为波兰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2002-2003年，他再次出任波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在波兰加入欧盟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科勒德克现为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转型、一体化和全球化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特聘教授。

　　界面新闻：作为经济学家和前政府总理，你如何看待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历程？

　　科勒德克：答案不言自明。今天早晨我在华沙的科兹明斯基大学给20-22岁的学生上课时还提到：中国自1990年代初期至今35年的发展，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中国从一个贫穷国家跃升为如今的发达经济体，确实非凡。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中国当局比我们更清楚这些挑战。

　　中国经济的成功之母，一方面是市场这个“无形之手”，另一方面是政府这个“有形之手”，这两只手的协同作用，加上你们所说的“中国特色”，共同孕育了中国经济奇迹。

　　有趣的是，在西方被广泛讨论，但在中国可能讨论不多的是：中国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反馈关系。我经常将中国与印度比较：30年前印度人均GDP高于中国，如今中国人均GDP几乎是印度的4倍。印度虽有半自由选举，却未能解决诸多问题，而中国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取得了巨大成就。

　　我们有着不同的政治体制，问题在于：西方式自由民主体制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怎样的反馈？我认为非黑即白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分析具有误导性。我将中国体制称为“中国主义”（Chinism），这是市场无形之手与政府有形之手成功结合的新范式。沙特、埃及等国也有两只手结合，但远不如中国成功。因此，最值得探讨的是：这个常被西方知识分子批评的政治体制，如何成为经济快速全面发展的助推因素？我认为存在正向关联：中国政治体制能更快速、高效地回应经济问题。特朗普时代的美国经济政策往往缺乏经济智慧，而中国的经济政策大多基于经济智慧。

　　作为经济学教授，我曾受邀加入政府担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带领波兰度过了经济转型困难期泸深配，那时我们是欧洲最成功的经济体，正是因为当时的政策是基于经济学知识。因此相互学习很重要，我期待能在中国寻找到答案，并向你们的最新经验和未来计划学习。

　　界面新闻：你即将来华参加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组织的明德战略对话活动，对这次行程有何期待？

　　科勒德克：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发展经济学和制度变迁。要理解经济发展的机制离不开对中国经验的深入研究。我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和数本著作，最近的著作则是《中国能拯救世界吗？》，已经有了英文、波兰语和中文版。

　　我去过中国很多次，仅去年就来了三次。第一次访华是在1989年夏天，那已经是上一代人的事了。从那时起，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次来中国感受都不同，我总惊叹于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而且大多是向好的方向发展。我说“大多”，是因为并非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比如中国在自然环境保护方面仍面临巨大挑战。但上次来访时，这方面情况已有显著改善，比如大量的植树造林、燃油车向电动车的激进转型等，令我印象深刻。

　　对于这次访问，和往常一样，我希望与中国各界人士交流，倾听他们关心的问题。我来中国不仅是教学布道，更是来学习的，从中国学生的提问、专业人士的见解、管理者的思路和记者的提问中都能汲取智慧，这些都能清晰反映当下中国的思维方式。

　　这次访问的时点尤为特殊，中国正在讨论制定新的五年规划。在当前全球局势变化的背景下，这种长期规划仍是经济政策的重要工具。

　　但形势已经改变，地缘政治局势不同以往：美国推行“特朗普经济学”；欧盟内部问题重重，还有俄乌军事冲突，这在波兰引发的担忧远超中国；中美之间以及中国与西欧经济体、韩国、日本在技术领域存在显著竞争。这些变化都影响着中国的经济政策，因此在这个制定未来五年规划的关键时点来到中国，观察人们如何设计规划、维持经济竞争力将非常有趣。

　　我特别关注新的五年规划将如何助力缩小收入不平等——这是中国多年来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如果只待在上海可能感受不深，但当你穿梭于各省份、从大城市到小村庄，就会看到这个伟大国家在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上任重道远，因为严重的收入不平等会阻碍可持续发展。

　　界面新闻：当前外部环境相比20年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特朗普关税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盛行，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速也出现放缓，这引发了西方对中国经济的质疑。你对这些质疑如何看？对中国政策制定者有何建议？

　　科勒德克：首先，那些预期中国将“硬着陆”的西方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是错误的。只要中国实施恰当的结构改革和制度优化，这就不会发生。虽然中国GDP从过去两位数的增长降至5%左右是显著放缓，但对于成熟经济体而言，这并非是“硬着陆”，因为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家越富裕，增长就越慢。

　　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便在结构改革持续推进的情况下，今年中国增长率预计仍略超5%，这仍然是可持续水平，并且远高于发达国家。考虑到今年全球增长率预计约3%，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在全球的份额仍在提升，随之而来的将是中国在全球政治影响力的增长，这对“全球南方”国家至关重要——它们正将中国视为技术转移、直接投资、人才交流的伙伴。

　　尽管已取得巨大成功，中国仍面临诸多待解之题。比如，中国人口已开始缓慢下降，如何应对老龄化社会，这是挑战之一。欧盟和波兰也面临类似的问题，我们主要通过引进移民来缓解劳动力的短缺，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涉及到政治和文化敏感性。中国未来是否会开放移民以支持劳动力市场，还需观察。

　　界面新闻：特朗普贸易政策是今年全球经济的一大焦点。与其第一任期不同，特朗普现在不仅针对中国，也针对其他贸易伙伴。这些政策对美国、对全球经济、对全球化会造成什么影响？

　　科勒德克：特朗普经济政策将重塑世界经济，但效果会与其预期相悖。虽然他想要让美国这个本已伟大的国家更加伟大，但“特朗普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及其衍生的经济政策，连同涉及性别、种族、宗教、文化等更广义的“特朗普主义”，将给美国带来负面后果。

　　谁是赢家？谁将获益更多？我认为将是中国。特朗普及其追随者不明白的是，采取针对中国的行动——他们不仅宣布了贸易战，还宣布了旨在对抗中国利益的冷战，试图延缓中国的技术进步，遏制中国经济在全球的扩张——终将失败。

　　他们不仅给中国制造困难，也给他们的盟友如加拿大、墨西哥、欧盟，以及印度等重要国家设置了障碍。我称之为这是“具有美国特色的保护主义”。特朗普想要以他国为代价，为美国经济、美国人民、美国政府谋取利益，这是一种“索取型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发展非常有害。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截然相反，中国支持全球化，同时推动其更加包容，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共赢”。我有时会开玩笑说，“共赢”不是意味着中国以2-0获胜，而是意味着更具包容性，以及分享国际经济合作的成果。

　　特朗普经济政策，短期和中期内当然会给中国甚至欧盟带来更多困难，但长期来看，我们会进行调整，而且这种调整正在发生。比如，许多国家正在寻求与中国加强合作，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美国经济政策的歧视。“南方国家”对华合作持更开放的态度，这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南亚、中东、阿拉伯世界乃至撒哈拉以南非洲十分明显。因此，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结束时，美国将相对削弱，而中国将相对增强。这与特朗普“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号恰恰相反。

　　至于全球化，我坚持我的主张，即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如今这一观点并非主流，我属于少数。归根结底，全球化对经济发展有利，而经济发展对人民有利。中国巨大的经济成功正是源于全球化，源于中国聪明、巧妙地利用了全球化。美国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以不同的方式从全球化中获益良多，但特朗普不理解这一点。

　　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在于，政治全球化一直滞后于经济全球化。我们共享全球经济，但却没有全球经济的协调机制。因此，如何利用联合国系统、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及其他组织来协调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政策，这是一个重大问题。现在，“特朗普经济学”使这变得更加困难。

　　界面新闻：特朗普政策很大程度上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合体。你认为民族主义是全球化的最大挑战吗？

　　科勒德克：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是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非常糟糕的配方。

　　当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经济出现问题时，一些人包括一些有影响力的政策制定者，会转而指责他人。在美国，特朗普先生会问：谁该负责？“他们会说：是墨西哥人、穆斯林、中国人、外国人。在欧盟，当汽车行业出现问题，车企不得不大量裁员，他们会说这是因为来自中国的”不公平竞争。我不确定这种竞争是否公平，但是中国能够制造出美观、高效、具有竞争力的电动汽车，这些车就是比德国、日本、韩国、美国造的更好。

　　民族主义就像一场灾难，一种癌症，它会激发出人们最恶劣的本能。我并不是说我们必须彼此相爱，你可能不喜欢某些不同文化、种族、宗教、习俗的人，但这个世界足够大，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让80多亿人找到和平相处的办法。从这个角度，我非常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概念。

　　从长远看，开放对所有人都有利，但短期来看则未必。比如，我刚刚提到了电动汽车的案例，从环境和效率角度看是好的，但短期内会让欧盟本土的产品更难进入市场。

　　我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在经过长达20年的谈判后，最近欧盟与南美主要经济体一体化组织“南方共同市场”的自贸协定终于谈成了，这是迈向更加开放、更具包容性全球化的重要一步。这份协议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政府或议会的批准，但法国和波兰的农业团体反对此协议，因为他们害怕来自阿根廷、乌拉圭等国的农产品竞争。也许我们需要一些额外的手段来保护我们农民的经济利益，但再次强调，不能因噎废食，不要闭关锁国。

　　在经历了全球范围内多年相对和平的发展后泸深配，我们进入了一个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复苏的时期，希望这个时期不会持续太久。历史上这种情况发生过几次，不幸的是现在又发生了。但我认为，常识、开放、良性竞争、包容性全球化和国际交流终将占据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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